要是到现在，农村妇女秋菊看一趟病，估计就要遇见不少骗子，治病的花费也会倾家荡产。
2、村长“太客气了”
村长执法，有理有据，错在动手打人，之后对打人的事实也从来没有否认，只是脾气倔不愿意认错赔偿。而今天，村长多是村霸，干的是克扣补贴款，私卖集体财产的事儿。要说打人，踢一脚真是太客气了，少说也得是群殴，打了人肯定也不认。
3、派出所的民警“太公正了”；
也是为了争口气，秋菊走上了告状的路。第一站找到镇派出所的李警官，李警官允诺三天内上门调解。调解结果是村长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村长也答应赔偿。至此，秋菊的状应是告完了，第一站便得到了解决。这个李警官态度好，效率高，做事考虑的周全。后面还有他为了缓解村长和秋菊家的矛盾自掏腰包买东西送给秋菊的情节。
4、市公安局领导太亲民了
秋菊的状告到了县公安局，县公安局的结果和乡派出所的调解结果一样。秋菊不服，告到了市公安局。其间还遇见个好心的宾馆老板，而这个宾馆老板竟然有市公安局长家的地址。秋菊按地址还真找到了市公安局长家，局长不但听了她的陈述，还用小车把她送回了宾馆。
后来，秋菊对市局的处理结果仍不满意，再次找到局长，局长建议她起诉公安局，还好心的推荐律师，其间还请秋菊在路边摊吃了饭。
在今天，这些你能想象的到吗？
这是一部和谐的电影。没有恶霸，没有态度差效率低的公务员，局长可以在办公室门口等到，可以平易近人。电影里最坏的角色只是个绕路多收钱却也卖力蹬了半天车的三轮车夫。
看这部电影时，我始终走不出“现代人”的思维局限。影片每一个的情节转变，我都会用现时的情况猜测一下秋菊可能会遇见的各种困难：我们每天都在提防着各种骗局，遇到在政府机关的各种办事难。
电影只是电影，凭借记忆和资料我们可以确定那个时代并没有如此和谐，还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在很多方面比那时更差。这部电影也是一部普法的宣传片，张艺谋用老百姓看得懂的方式，让很多人明白了该怎么告状，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
街上的女人抹着猩红的嘴唇，头发烫成层叠的卷堆在头上，高跟鞋笃笃作响；行人步履匆匆，来不及感受周遭燥热的空气——一切都开始加速前进，欣欣向荣，似乎某种力量正在觉醒。
这是90年代初的中国，陈旧而向往现代，迟缓而渴望迸发。城市里高低不齐的街景中间，廉价旅馆旁是“新潮发屋”；镇上赶集的年画摊上，港台明星的画报与毛泽东的画像并列其中，这一切都像是个隐喻。空间的另一端，农妇秋菊挺着大肚子，嘴里喃喃着：“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坐在三轮车上，坐在大巴上，甚至坐进了小轿车里，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镇上，再从镇上到市里，只为“讨一个说法”。
张艺谋的视角睥睨着这片神奇又现实的土地，为庸碌的人们徐徐展开这幅生活图景：一个怀孕的女人，是凭借着怎样的坚韧与倔强，一步步“上访”，最终讨得一个说法。如果说这是某种意识的觉醒的话，我更愿意为其加上一个注释：这个觉醒含着人情的温度。
在没看这部电影之前，就已看过许多关于它的评论，这似乎是观影的大忌，果然，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形成了“刻板印象”。评论说，这出“民告官”是中国社会底层政治桎梏开始解放的反映；是对法制化的热切盼望；是社会改革过程中对人的地位和属性的观察；甚至还有评论说，这部电影是拍给外国人看的，以展示中国社会底层的落后和不堪博取同情或好奇的目光，以卑微的姿态交换奖项。
所以，张艺谋是耿直而朴素的，或者也是自卑的。但是，在看完之后，我却获得了另一番感性的认知，我以为，张艺谋的批判是温情的，至少是以一种温情的方式呈现的。
这部电影我只看了一遍，许多细节早已四散，但我还记得：廉价旅馆上了年纪的老板，热心地提醒初来城市，对申诉材料毫无准备的秋菊，哪些材料是必要的准备，哪些门路会对她的案子有帮助；路边看自行车的大爷，好心地提心秋菊，需要买一身城里人的衣裳穿上才能避免更多的坑骗；那个配了公家小车的市公安局长，对秋菊的来访无奈却仍坦诚相待，告诉她正常的程序，婉拒了秋菊的礼物还请秋菊和她的小姑子吃了一顿，最后还让司机送她们回家，村里议论纷纷，“秋菊是坐局长的小车回来的”；甚至是村长（雷恪生真是演到了骨子里），这个碍于面子拒不道歉的村官，最后在秋菊最危难的时候，召集乡亲把秋菊送到医院，说他是秋菊的救命恩人，也不为过。
在这个动辄因诉求权利而闹出人命的时代，我不知道原来还曾有过这么温情的时候，是因为人的群属单位越小，人所牵涉的利害就越少，关系处理也就越简单，还是因为现时社会转型的焦虑蔓延太快，我感觉我接触或见证的社会缺失了这种“世故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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