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勋贵和武官们倒也罢了，吕大器等文官们却是几乎要眼里喷出火来，如果不是担心自己武力值不足打不过李守汉，只怕这些人便要当着朱由崧的面扑上来对李守汉大打出手，然后标榜自己为国除奸了。
如果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那不厚道的作者就把相关数字拿出来，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所颁布的优免则例之中明文规定：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粮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粮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粮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粮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粮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粮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各减一半；举人、监生、诸生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人。以礼致仕者免其十分之七，闲住者免其一半。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之例。
在几十年后的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所做的对优免则例进行修改后的《优免新例》之中规定，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注：姚宗仪：《常熟私志》卷3，《赋役?优免新例》）
看出差距在哪了吧？嘉靖的文件只是对官员免去一定数目的皇粮、徭役、丁银。而且数目有着明文规定，很低。可是到了万历三十八年，文官集团已经控制了朝局之后，就露出难看的吃相了。不再免粮税，而是直接免去应该征收的田亩数目。不但有了性质的变化，在数目上也是翻了几番都不止。同样的一个秀才，嘉靖年间可以免去二石粮食的国税，人丁二人，到了万历年间，便是可以免去八十亩的应收土地面积。这也就是为什么投献之风不止，土地兼并日益加剧的原因。
话说，大家都学过范进中举，其实，范进中了秀才之后便不应该那么穷了。中了举人之后，更是可以享受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的待遇。还跑到街市上卖什么老母鸡？肉案子上的胡屠夫还敢骂他？就不怕范秀才休了他那个女儿？
现在知道为啥那么多人都在骂嘉靖，编出什么“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民谣了吧？吹捧敢于骂皇帝的海瑞了吧？还有，好像宫女刺杀皇帝的事情，也就是只在嘉靖时期发生过哦！这里面要是说没有幕后黑手，就凭一群宫女一时兴起，就敢对皇帝下手。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
通过这样的制度，徭役优免权便把权利享受者同庶民百姓划分开来，形成新的特权阶层，即官绅地主。“官”系指现任官员之家；“绅”系指致仕官员之家及经科举取得功名而未仕者之家。官绅地主的特权虽然比世家地主、门阀地主有较大降低，而且官位和优免权都不能世袭，但“官”与“民”的界限仍然是不能逾越的。他们不仅在礼仪上有贵贱尊卑之分，而且在户籍上亦区分为“官户”和“民户”，整个社会依然在“贵贱有等，尊卑有秩”的轨道上运行，只不过与前代有程度的不同罢了。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诏谕：“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贤人君子，既贵其家，而复役其身，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对于官能致富的神奇功效，时人感叹不已。他们说：“贫士一登贤书，骤盈阡陌”（注：张采：《太仓州志》卷8，《赋役》）。“家无担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巨富”。“因官致富，金穴铜山，田连州县”（注：见黄省曾《吴风录》、吴履震《五茸志逸》卷8）。“一登科第，即谋肥家，有居官不几时，而家已巨富者；有不取财于官，家居而致巨富者。在官则取财于民，家居则取财于乡。”（注：林希元：《林次崖文集》卷8，《赠万二尹擢宁海州判序》）“一叨乡荐，便无穷举人；及登科甲，遂钟鸣鼎食，肥马轻裘，非数百万则数十万。”（注：《明季北略》卷12，《陈启新疏三大病根》）这些描述，向人们揭示了，为什么士人在科举之路上，趋之若鹜，拚命攀援的深刻的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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